提到蒋南翔校长，每个清华人可能都熟悉他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和“双肩挑”。“五道口体校”和“双肩挑辅导员”至今仍然是为人称道的清华特色。但蒋校长的另一句话，“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即便今天也在说，大家的理解却好像不那么透彻。且不说不知有多少人在心里对“红”这事儿犯嘀咕，就算是认同这句话的人，有时也只能真诚却空泛地喊几声爱国爱党的口号，面对生涯选择时依旧迷茫。
恰好最近“课程思政”这个词特别火，整个教育系统都在强调立德树人工作的全覆盖。有些人担心，这会导致生硬的加塞，或是有损学术的自由。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翻翻《蒋南翔文集》，看看50年代蒋校长怎么谈课程思政，他心目中的“又红又专”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先来看看，什么叫“红”。1953年，清华的学生和现在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有些学生“只是争分数，分数考得稍差一点，就会愁眉苦脸好久，他们的情绪是随着分数的高低而高低，因为争分数，反而影响了很好地进行学习。”蒋校长说，这其实是“抓紧了学习，却不关心政治”的体现。什么叫“政治”？怎么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他看来，或许不是很抽象地让学生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当然是要爱的，可是应该结合当前的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下，就应该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抗战时期服务抗战，土改时期服务土改，建设时期服务建设。而对于具体教育内容的选择，其实源自于对时代主题的深刻理解。在50年代，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为提高和发展生产而努力。”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只“专”不“红”呢？有的人说，我生性散漫自由，没有那么多远大志向；有的人说，我只愿一心钻研学问，不问政治。可不可以呢？蒋校长说：“不关心政治是不行的，也是作不到的。”他指出，“那种不关心政治的人，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他们搞业务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好将自己高价出卖给任何人。尽管他们声称自己远离政治，保持中立，但“他们所不关心的政治，不是别的，正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而如此一来，“资产阶级的政治就要关心他们，这里是没有任何中立的余地的”。这样的人眼里或许能够有很细微精妙的学界前沿，但却没有天下大事，看不见历史发展的大势。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不光是个人好恶选择的问题，而是现实革命斗争的问题，关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前途和未来。而人们那些“超阶级”“超政治”的想法，源自于对“阶级“与“政治”的狭隘理解，无异于一个人希望依靠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再来看看，“红”和“专”是什么关系。其一，“红“要领导”专“。1956年的清华，学生拿到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都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蒋校长特别强调，新清华的教学和过去不一样，尤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学生毕业时，“根据各企业部门负责工程师对我校毕业同学的毕业设计的审查意见，认为同学们均已具有一定的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新清华便是这样为新中国培养了一代红色工程师。
其二，“红”得仰赖“专”。50年代有人质疑“党不懂业务，因此不能领导医药卫生工作，不能领导建筑，不能领导科学技术。”蒋校长否定了这种说法，相比在旧中国时，新中国的建筑师有更多的机会设计大工程、高层建筑，这种迅速进步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但他同时也指出，“党可以领导科学技术，并不等于说每个党员干部仅仅凭借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可以领导科学技术。党员干部必须努力钻研和自己工作有关的业务，逐渐使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才能真正胜任自己的领导职务。”学生也是同理，“如果一个学生表示自己爱国家，愿意革命，但学习却一塌糊涂，没有实际的本领去为国家和人民服务，那么，所谓爱国家也就成为空洞的东西了。”
其三，“红”能促进“专”。现在的清华，每到分流和转系的时间，就能知道学生“用脚投票”后清晰无比的专业鄙视链。其实50年代的清华也是这样：给排水专业的学生“认为学给水及排水没有出息，专门挖阴沟，又脏又臭”；测量专业的学生“认为测量又苦又累，没有前途”；房屋建筑专修科某班学生“自认为本班是学校的‘垃圾堆’”。但学校经过专业教育、生产实践、集体建设等种种途径，最终使他们一改颓丧，变得斗志昂扬，从内心里愿意热爱自己的专业，树立了远大理想，准备到任何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此外，“红”对“专”的促进有时还不光体现在主观能动性的提升上，通过让学生参与生产实践，有了实际的劳动经验，被学生称为“头痛几何”的“投影几何”也没那么难学了，“机械零件”这门核心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也上去了。蒋校长说：“红与专是不矛盾的，相反，红正是专的无限的动力和最主要的条件。”因为能够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主义事业共命运，甘愿为其全力以赴的人，“也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和更正确的思想方法去钻研业务，在业务上就更加有前途。”
总地来看，在蒋校长眼中，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取向。而要实现这种价值塑造，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势施策，要努力使时代的需要和青年的实际达成一致、同向同行。那么，在高等院校高举“课程思政”的旗帜的当下，今天的清华，有没有做得比六十年前更好呢？
恐怕每个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我只想谈一个近两年来格外火爆的概念——“内卷”，来说明我们在课程思政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实早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内卷的压力便已让人无处遁形，很少有人不对此深恶痛绝，但大家还是会心照不宣地加入其中。内卷的背后，一方面是学习内容存在问题，一些课程要么不讲人话，仿佛少一些故弄玄虚就会降低自身格调，要么一味冒进，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还是对学习本身的前景认识不清。对恐怕不在少数的清华学生而言，在学校接受教育，最终指向的是分数，是评奖，是有限资源下的竞争和抢夺，是让自己在就业市场上具备一个更高的货币价格。至于时代、国家、社会、历史大势？很多人对它们的理解只停留在党团日上喊喊的口号的程度，即使有心却也无力。
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多重的，但归根结底或许还是没有搞明白“又红又专”是怎么一回事。有多少院系的培养方案，这个也得学，那个不能不学，这些怎么可以不会，那些必须都要掌握……但开课的老师能否教好，是不是适应学界业界的新变化，学生能不能够顶得住，不得而知。有多少老师对待教书育人，只当成是糊口的工作，必须完成的工作量；有多少老师提升课程的挑战度，就是让它难得没有道理。有多少集体活动、学生工作，最后变成了指标竞赛、完成任务、履历贴金。我们更不能忽视象牙塔之外，高企的房价，与日俱增的生存压力，怎样构成每个人的约束条件。
有的人会说，很抱歉，这就是清华。清华学生就该是那种用一周时间硬闯，学会一个从来没用过的程序，做出一个从来不敢想象的大作业的怪物，他们就应该负责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可能为可能。我想说，可能是的，但我们对它的解读不能到此为止。清华的学生厌恶内卷，只是单纯畏难吗？恐怕不见得。如果清华的学生表现得不如某种预期，我想更大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没有很好地让他们理解所处的社会，理解当今时代的主题，理解个人选择如何融入历史进程。当60年代，“两弹一星”元勋们夜以继日焚膏继晷地科研攻坚时，我们可以说这是“清华精神”；但现在，脱离时代需要、青年实际的加难、加重，只是“fly bitch内卷文化”而已。
我高中的时候参加信息竞赛，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信竞教材都充满着“我教了你1+1=2你就应该学会求太阳的质量”式的傲慢，调试不过，常常爆零，难得让我崩溃。为了高考能加20分，我总归硬着头皮啃下来了，但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计算机敬而远之。现在身处马院的我也是日复一日地长吁短叹，一天三次反省自己能不能毕业，但仍然愿意打着鸡血给自己洗脑：“难就对了，难才有意义，难才有意思。”因为我能从我所学之中看到自己，看到未来。我想大多数清华学生都会以各种方式撑过这几年，有些人和自己、和世界和解了，有些人没有。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撑了下来，走了下去，外在的奖赏和内心的驱动起到的效果终究是不一样的。
这几天刚好是毕业季，我看见有同学在毕业调查问卷里，对关于“以学术为志业”的问题连续选了13个“非常不同意”，也看见在知乎上有同学吐槽这些年学校缺少对于“普通人”的关怀。所以我想，今天的清华在“课程思政”这件事上，仍然有很多事可以做。我们既要丢掉那种知识分子的高慢，去看看时代的模样；也要抛弃前浪式的爹味说教，去听听年轻人的声音。就算离开学校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成为了特奖，也希望大家能够觉得，学校同样使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而不是想着“特奖不能代表我”“特奖主要还是自己强，学校做的工作只是捡起了一颗本来就是钻石的钻石”，然后继续痛苦地做一名没有灵魂的社畜。
读完蒋校长六十多年前的文章，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身处困境，真应了一句话，“哪里是业务差，就是政治弱。”
参考文献：
《蒋南翔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具体篇目：
- 《关于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问题》，1953年。
- 《清华大学怎样执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5年4月。
- 《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1955年12月30日。
- 《清华大学三年来教学改革的基本总结和今后的任务》，1956年2月8日。
- 《怎样做一个劳动者，怎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11月27日。
- 《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196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