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学期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而我却仍然待在家里。导师讲授的本科生思政课在返校遥遥无期的预期之下，也终于不情不愿地平滑过渡到了Plan D：全员线上展示。原本以为这会使课程质量遭遇改革以来的首次滑铁卢，未曾想，一整个学期学生中间都充满着“内卷”的调笑，今天9字班本科生开启第三轮展示，更是让来旁听的《光明日报》记者惊为天人：“有这样的下家，咱干革命工作累死累活也值啊！”
每当此时我都会感到相当汗颜。虚长几岁的我，尽管比他们知道了更多一些的知识，但是否还能保有像他们那样求知若渴的热情呢？
尽管我日渐感受到自己的衰颓，但好在年复一年，我仍然有机会因为园子里的本科生受刺激。并且因为总能和这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感”撞个满怀，我也有种“永远年轻”的错觉，还能“恬不知耻”地任由自己陶醉其中。就是这种经历让我感觉到：能够留在高校当老师，和年轻的“后浪”相互启迪，做一些面向未来的工作，真是再幸福也没有的职业了。
但其实，前浪与后浪相遇，并不代表它们相互体认，也不代表它们必然走向交汇。导师的课如此成功，或许只是一个精心设计后的例外，而并非俯拾即是的常态。“后浪”们并不是一团不知疲倦只知燃烧的火，尽管年轻的心灵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如何将这种能量激发出来，如何在他们满满当当的时间表中争夺注意力和投入度，也是一门学问。
昨天很偶然地被一个8字班叉院长郡学弟叫出去一起吃饭，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他上的思政课，他身边的同学，他将来的打算。言语之间，我更加深刻感受到，“永远年轻”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并不是说，因为种种原因你有机会在年轻人面前滔滔不绝，而他们也看似礼貌地跟你鼓掌互动，配合你参与演出，你就算是走进了他们，从而可以“永远年轻”。
他提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某门思政课上，遇到不靠谱、瞎指挥的助教，他们小组奋起反抗，与之对刚。又比如某门思政课上，老师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学界前沿，自信满满地为哲学问题给出逻辑论证，底下数理竞赛的同桌不屑一顾：漏洞百出，毫不科学。再比如在叉院，其实很多学生因为觉得思政课浪费时间，寻思着出国反正也是靠专业课，就会把它们留到大四再选。
尽管这些信息对于学生来说，不亚于“太阳天天升起”这类公共知识，但对于已经渐渐滑向“教育者”这一端的我来说，还是颇有些获取的门槛。于是我当下就非常感慨：一些从未深刻理解学习为哪般的研究生，竟然在教中国最好的本科生怎么学习；一些教师误以为思政课的学术性体现在小圈子所关心的学术前沿，却栽在了简单的科学逻辑和论证上；而本来承担着重要作用的思政课，因为离学生越来越远，对一些正在发生、影响每一个人的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只是重复一些正确而没用的废话，最后只能失去学生，自我边缘化。而所有这些问题，若不是对面这个小学弟将我视为“自己人”，我恐怕难以察觉，即使有机会鸡同鸭讲聊上一学期，也抵不过十五分钟的收获。
返老还童是不可能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眼中的“自己人”呢？我想还是要摈弃“自说自话”的优越感，停止说“何不食肉糜”的蠢话，抛弃在一味“忆当年”的说教中完成价值传递的傲慢幻想。要睁开眼睛去看看，年轻人在哪里，说什么语言，想什么问题，遇到什么挫折，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够格与他们沟通和对话，才有机会调动多吃了这么些年饭所积攒下来的认知资源，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串联起时代、我们和他们。
我很难过，即使在最有可能与年轻人亲密无间的高校，也并没有很多人想要真正走进年轻人，想要“永远年轻”。“永远年轻”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陶醉，而是一种始终面向未来的关怀：因为作为后浪的年轻人，就是“下一代接班人”，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只有当我们离他们越近，我们才越有可能通过他们，抵达想要的未来。
时代关心一些问题，我们也关心另一些问题，年轻人又关心其他的一些问题。怎么让这三者同向同行，其实很需要夹在中间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勤勉努力。我们既要有智慧，又要有洞察；既要有想法，又要懂策略；既要坚守优良传统，又要跟上时代步伐；既要走进历史，又要从当年勇之中走出来，去看看可爱而又独具风格的年轻人，去了解他们的来处、所在和去处，去共同描画我们共享的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