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毕业,年过八旬的老校友,在春日的小聚上留下一席话:“我想我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找一批我们雅礼的优秀学生,送到国家重点实验室,送到院士手下读研究生,这样一定能成才啊。”
这段话,老校友重复念叨了好几遍,声音有力却也沙哑——阿兹海默症已经在侵蚀他的理智,岁月和病痛也使他消瘦,但这并不影响他言语之间的分量。老校友自六十年代起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八十年代因为“两弹一星”方面的贡献取得了科技领域的国家级大奖,正值科研攻坚的壮年,却接受时任领导人的委任,毅然转入幕后从事行政工作,参与筹建中科院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尽管互联网上找不到多少他往日的辉煌事迹,但像他这样默默耕耘的一代人,贡献早已刻进共和国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青年人的集体记忆似乎日益变得焦虑和倦怠,多少人疲惫不堪地在“996”下讨生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希望下一代不要阶层滑落,在压力巨大的大城市盘算怎样才能财富自由提前退休……站在我们的角度,难免会为老校友感到唏嘘:如果当时能够继续坚持科研事业,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官员,想必他今天已是成绩斐然、桃李天下的院士。回望他人的一生,似乎人生很难完满,念及自己更是心有戚戚。可是眼前高龄的老校友,即使记忆已经模糊,满心惦念的却也不是自己的未选之路,而是祖国的未来。在生命的暮年,他也不曾想着休息和享受,还在操心着他奉献了一生的科技事业,为国育才的百年大计,令人很难不为之动容。
中午吃饭,年轻的校友们都有各自的烦恼。大一新生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焦虑,但尚有内卷的活力,读到硕士博士的研究生逐渐躺平,面临择业压力的准毕业生仍未坚定。但当老校友们站在我面前,活生生地为我诠释什么叫做一份事业干了一辈子,什么叫做贯穿生命始终的信念感和使命感,我也会觉得自己的那些担忧都太不值一提。
我们当然可以辩称:时代不同了。老一辈的工作是开荒,是在一片未经开拓的处女地中穿行狩猎,而新一代却不得不面临内卷,要在汹涌人潮之中闯出新路,在业已庞大的存量上另觅增量,当然更难。但若仔细想想,把时代赋予我们的优渥条件除去,老一辈人面临的挑战或许并没有轻松几分,他们的前途未卜是事业未成便要忍饥挨饿、落后挨打,而我们的未来叵测不过是不一定能够如愿过上体面生活。
1961年,蒋南翔对国家统一分配、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清华毕业生说:“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人选择工作,而是工作选择人。”他希望毕业生能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一行爱一行。1980年,蒋南翔在一次和青年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这一点,他认为我们固然可以有一定的空间自由考虑自己从事的工作,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生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就使得我们必须致力于当前最迫切、最需要的事业,尽己所能推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今天,职业选择早已市场化,“铁饭碗”不复存在,我们看起来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因此萌生了更多纠结,希望每一步都踏得又稳又好,生怕一着不慎便满盘皆输,错过未选之路的风景。就业形势一年一变,对自我的探寻也永无止境,循着先人的旧路破不了新局,基于既往信息的美好设想也总是很难得偿所愿,或许我们还是应该认清“不是人选择工作,而是工作选择人”这个基本的道理,坦然地去面对时代交给我们的选项,丢掉一些优柔寡断和瞻前顾后,然后用一生为作出的每个决定负责。
老一辈人已经身体力行为我们作了绝佳示范:这世间没有轻松的生涯,只有无悔的选择。而我们或许也该接受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接过前辈们交来的接力棒,勇敢面对摆在面前的未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