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去参加一场关于女性主义的微沙龙，有三位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聚在一起谈他们眼中的性别问题。老师A是政治学背景，自由主义传统；老师B是经济学背景，马克思主义方向；老师C是政治学背景，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子。
三位老师就一点达成了共识：不能把女性这个群体特殊化，从而把性别问题特殊化，而要看到它背后更复杂、宏大的社会问题。
但针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三个人的答案可以说是非常不同。老师A认为必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运动，让底层觉醒，对国家机器非常悲观和不信任。老师B则认为，自下而上固然很重要，但是国家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老师C则认为“自下而上”是落入某种细枝末节的琐碎之中，要依靠体制的力量来变革，而不能反体制。
而我当时则在想我导在给本科生上课时常提的“革命3.0”——革命这件事之所以难，就因为它不光是靠器物、制度的翻新就能实现，而必须仰赖于内心深处的思想文化转变。
更有趣的是听几位老师讨论中国女性的处境是否优于国外。老师B提出了一个很经济学的词，“劳动参与率”。单从劳动参与率来看，的确中国女性的劳动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领先的。在她过去的经验里，中国的女性处境应当不错的。可是倘若我们仔细考究就会发现，工作机会的质量、工作环境下的实际遭遇，却是仅靠这一个数字无法涵盖的。老师C的关注点则相当政治学，他引用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批评，他们认为这套革命话语看似提升了中国女性处境，却没有将女性视作主体来真正解决妇女问题。老师C对这一批评嗤之以鼻，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过于强调女性的“主体”，并没有切中压迫的本质。
同时，老师C对中国的女权运动有一种奇怪的迷思，他特别担心大家过于关注细枝末节的事情，从而将其发展成为“政治正确”文化，而一旦这种文化形成，就代表对现行体制的承认，从而削弱了变革的力量。可我会觉得，这就像在担忧还吃不饱饭的中国人会发展出美国式的肥胖症一样。而且，这些被认定为“细枝末节”的东西，难道会在某种超越于性别之上的矛盾（如阶级平等）被解决之后，就像开关咔哒一下那么简单地跟着被解决吗？
其实今天这场微沙龙，或许并没有提升我对女性主义这一领域的了解，但却启发我去思考一些更“meta”的东西。用我们师门的话来说，就是让我“升维”了。也就是听这些讨论，以及参与思考其中，才让我发现，原来对我而言，有魅力的不是知识点本身，而是这些知识被组织起来的方式；有趣的也不是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本身，而是这些价值判断背后的依据，以及这些依据的起源，还有它们如何为人所认可、内化。
想到这里，我仿佛明白为何最后我会选择历史这门学科。因为它就是要从杂乱无章的过去中牵出一条线来，就是要在“发生了什么”的背后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们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变得“聪明”，才能“从过去中解放，以达不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