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在读巴特勒在今年世界哲学大会上的演讲，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inhabiting the world”。这个短语的含义很丰富，用汉语很难既精炼又准确地还原其内涵。“inhabit”的字面含义是“栖息、把……视作家园”，但这样的含义似乎很容易被片面地理解，从而丧失真意。从巴特勒运用这个词的情况来看，当我们说“inhabit”某物的时候，往往还在强调一种这样的情绪：它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家园呢？看起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滞留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逃难所。前者代表我对于我所居住的地方没有太多的情感联系，后者代表我和住所虽有情感联系，但却是我单方面依附于它。可是“inhabit”非常强调主体的认同，当一个人“inhabit”了某个家园之后，他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连接起自身和家园：这个家园属于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形塑家园。
巴特勒的演讲是关于“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的翻译问题的，她的着眼点或许不在于社会性别本身，而在于透过社会性别这一工具，所能管窥到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巴特勒引用德里达的理论，说人类会在使用语言的过程当中，“inhabit”特定的语言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感觉在遇到“不可翻译”的意思时尤为强烈，因为这会使人觉得，只有我的这种语言才能描述这种体验，并由衷地为自己的语言而骄傲。这种体验不难理解。想一想我们在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中感觉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韵味”，再想一想家乡方言里一些很难被转译为普通话的特定表述（比如长沙话的“霸蛮”、“怕懒得”）所承载的文化认同，无一不是德里达所说的“inhabit”语言的体现。
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套话语体系。以社会性别这一话题为例，对于现有社会中传统的男女二分结构，有一些人的语言感到“inhabit”，也有一些人的语言觉得无所适从，想要打破它另立炉灶。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语言“不可翻译”并且“唯一优越”，就会产生冲突，乃至压迫。
巴特勒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能超越不同语言的不可译性，让所有人都“inhabit the world”？她说，社会对于性别的塑造，的确很难说得上是我们自主选择的，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的塑造都是不能改变的。在认清这一点的情况下，她进而呼吁所有人畅所欲言，寻求共识，因为“自由的实现不是依靠自发产生的浪潮，而是持之以恒的联合。”（Freedom is not a spontaneous upsurge, but an ongoing bind.）惟其如此，人类才能找到与世界真正和解的方式。尽管我对她的观点持保留意见，但我真切地为她的这种理想主义所感动。
我想了想，或许苏轼词中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是汉语中对这种表达最为恰切的拟合。苏轼的好友王定国受乌台诗案牵连遭遇贬谪，他的歌妓寓娘毅然随行至岭南。后来王定国携寓娘北归，与苏轼一同喝酒。劝酒时，苏轼问寓娘：“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寓娘却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在我的理解中，这里的“心安”，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归属感：我或许不是完全基于自我选择而身处于现在的处境的，但我却能逐渐接纳我的处境并能有所选择，并且在这个认同的过程中，同时改变自我和环境。
从巴特勒到苏轼，我深受感动，不仅因为这种情绪直击到了我内心深处的柔软之地，更是因为我又一次发现，原来人类能够跨越时空达致一种共通的理解。如果用我的语言来翻译“inhabit”或“此心安处是吾乡”，那就是：认清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可是仍然深爱它。